在北京时间4月24日-25日由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作为独家全面传播合作伙伴的首届哥伦比亚中国论坛（CCF）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魏仲加与国际著名环境律师张兢兢就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做出评价，并分析了中国可能采取的措施和当前面临的挑战。

魏仲加认为，中国致力于在对外交往中推进可再生能源使用，并且已经采取了部分行动，带动南南合作国家实现能源转型并确保自身能源转型。但是目前中国需要加强市场准入监督。在推广中国实践过程中，要将本国的经验与对象国国情相适应。

张兢兢女士则认为，中国加强创新，引领世界实现能源转型。同时应当将气候变化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与公务员绩效挂钩，并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助以提高其转型能力。

以下为问答内容原文：

主持人Nathan Hultman：第一个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包括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和部署国。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基于这个事实，中国在参与全球能源转型方面有哪些机会，并且发挥了什么作用？

张兢兢：我认为中国公司肯定会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应当发挥重要作用。我认为，中国国内做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还可能在其他国家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问题在于，中国如何评估其对境外的影响，这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中国（政策）的透明度、“一带一路”项目、以及如何获得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项目的真实数据，还有如何追踪这些项目并追究投资责任。

因此，这是中国需要做的，要继续成为全球领导者，并采取创新的方式，引导世界回到气候变化议题上来。另外，对于破坏其他国家环境和气候的项目，中国必须负责。所以，这就是我们做得好的方面和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还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我的看法。

魏仲加：我简单说两句，感谢张博士的评论。我认为这个问题真的很有趣，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有个传统，也就是合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不附加任何条件。过去“一带一路”融资造成了一些后果，都是因为没有执行标准或保障措施来评估这些融资项目的环境影响、也没有其他方式筛选剔除对环境不利的项目。

我认为，过去几年这个情况有了改观。特别是自2019年以来，中国已经停止开展（对环境）不利的活动。中国是最大的太阳能和风能出口国。由于中国规模大，这些成本已经降低了。在许多市场上，太阳能和风能现在比煤炭和石油更便宜。比如在南南合作的视角下看中非峰会，即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重点之一就是绿色发展，包括建立合作，扩大可再生能源，对合作伙伴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可再生能源并安装设备。我认为现在需要尽快推出绿色技术，来满足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能源需求，特别是眼下这些国家为了抵偿昂贵的前端可再生能源，没有财政空间，尽管从长远来看，它们更具有成本效益。

这个政策挑战很大，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和其它因素下，（中国）要首先确保能源安全。

主持人Nathan Hultman：谢谢两位的评论。魏仲加先生，您在最初的评论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您遇到了理解方面的问题——中国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开展多大规模的干预，具体措施有哪些。要了解中国可以做些什么，这是第一步。

我认为，说到支持该工作，以及支持对现在所做事业的正确理解，就要思考中国在低碳问题上真正能做什么，还要支持它与国际上“一带一路”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交往，将二者衔接起来至关重要。既有挑战，也是机会，对吧？因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部署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在这一方面，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支持全球的能源转型。

因此，顺着这个思路，在你们的评论中直接谈到了这一点。 但是，让我们重新关注到中国可以与具体地区接触的具体方式。中国的合作伙伴中有些是高排放经济体，比如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其中许多国家现在加入了“一带一路”。我们要如何考虑这些国家具体的发展背景？每个国家都不尽相同，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背景和完整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以及政策目标，对吧？在这些不同的背景下，中国如何与这些国家合作？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地区需要注意具体哪些事项？我明白，可能其他人也知道，如何落实国内法这个部分非常重要。从中国的国内法来看，中国要与其他有具体国情的国家交往，二位认为有哪些机会？

魏仲加：好的。简单来说，这个问题很宏大，要花很久才能得出结论、说清楚。

不仅中国有“一带一路”倡议，欧盟国家也建立了“全球门户”；拜登政府还宣布要重建全球倡议，投入更多资金。这些都指向低碳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自然保护。出于地缘政治，此时谈合作很困难，但仅从国家和地区来看，要如何考虑协调联系？在我看来，我们首先要知道，大多数国家的NDC目标都面临严峻的气候资金短缺问题。这些目标都是有条件的，都依赖外部融资。换句话说印尼、马来西亚和巴西的方案有点复杂，但是厄瓜多尔、 秘鲁、智利等国要如何融资？（编者注：NDC：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缔约方根据自身情况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 ）

NDC的初衷不错，只是现在不适合这些国家。所以现在，许多国家的财政部或中央银行都开始考虑投资气候投资路线图，但仍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从受援国角度来看。我认为针对砍伐森林的承诺非常有趣，（编者注：2021年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承诺到2030年停止砍伐森林。）我们可以加以关注。过去此举被视作私企的倡议，有商人、搬运工，零售商等等。他们希望生产净零脱碳的产品，但这些自发行动并不奏效。2014年，纽约和其他地方做出了承诺。我认为，政府已经在格拉斯哥峰会上签署了承诺，现在政府必须找到除了自行监管之外兑现承诺的方法，欧盟、英国和其他国家已经表示“我们将实施监管措施”，还意味着，如果不能证明这是“零毁林”的商品，就不能批准（产品）进入市场。这是我的两条评论。

张兢兢：首先，我认为要增加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援助，尤其是那些欠发达国家，要提高他们的环境和气候治理能力。这是中国能做的事情。拉丁美洲、非洲等“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和治理水平参差不齐。非洲能源需求很多，而中国恰好可以满足这些需求。但非洲的治理能力很差，我认为中国可以在与非洲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发挥作用。去年11月，中国和非洲国家发布共同宣言，抗击气候变化，这为中国与非洲在气候变化领域协作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我认为中国有能力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治理能力。

第二点，我认为，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中国应当加入更多民间团体和社区，从而制定更多气候政策和气候法律。举个例子，中国正在与厄瓜多尔磋商自由贸易协定，对采矿和石油产业投资。两国政府可以借此机会，加强双边民间团体交流，使得受中国投资影响的厄瓜多尔民间团体也能参与其中。

所以我希望中国促进社会和个人参与这些关键的气候政策项目。这就是我的两点想法。

主持人Nathan Hultman：非常感谢。这个角度也很有趣，至于民间团体参与的发展策略，这是所有国家都需要理解和解决的一个问题。美国政府也在考虑通过全社会参与来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显然，各国国内都有参与实现净零排放或其他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民间团体。要搞清楚如何谨慎地去做到，就很有挑战性，我认为，你强调的内容是取得成功的重要部分，对捐赠国和受援国来说都是如此。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两位与会成员。从去年到今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其中很直白的说到，我们没有时间来实现您二位所说的内容，我们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尽量降低气候风险，把握全球目标，尽量实现1.5℃目标。

我知道，要确认具体采用哪些数据比较复杂，但是我认为，这是IPCC报告一直坚持的。坦白说，格拉斯哥会议和《中美联合声明》中，很多关于碳的表述都指出1.5℃目标非常紧迫。因此，中美双方以及其他国家都非常确信，采取更有雄心的举措十分重要，所有国家都在为这个目标奋斗。所以我认为，在今天这个话题下，二位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携手支持迅速减排所做的努力。这些国家也将继续朝着它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前进，同时通过外交政策支持中国的议程。

联系到1.5℃的紧迫性，对于您刚刚说到的各国具体发展环境，您有什么看法？您认为中国最需要关注什么方面？比如说，今年或者明年，在短期内协助兑现承诺，还是说做些其它的事情？重申一下，我并不是说必须谈政策性方案，而是如何才能加快落实。有哪些可能可以新增的内容？

魏仲加： 我想简要强调一下您的观点。我们都知道IPCC报告，但是我认为现在不能张口就来。

如您所说，报告的结果已经是一目了然，我们已经无法继续在能源、交通、工业和其它部门、以及基于消费的领域继续经营。要如何改变呢？转变哪些家庭消费品？针对这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两周前发布了对中国经济的评估，他们的分析如下：如果中国国内将当前基于投资的GDP增长方式转变为基于消费的方式，在当前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基础上，国内温室气体排放将下降15%。IMF表示，经济结构转变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之一。但是您的问题也是上一场讨论会的重点，中国的绿色金融在绿色融资和绿色债券两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需要强调的是，从三月底开始，中国国家发改委（一个中央机构）表现出的立场是，在环保分类、融资项目是否合格，以及一些更广泛的金融问题上，中国一直与欧盟密切合作。

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领导者，真正有趣的是，除了合格的绿色金融项目之外，他们已经着手过渡型融资了。一些不太环保、但具备明确的计划或路线图的公司正在变得更环保，甚至是净零。这是国内情况。我认为中国的挑战在于要把国内所做的一切都应用到“一带一路”中，以及推广到其它国际合作伙伴，使其与该国国情相适应，进而找出新的工作内容。有些工作已经在推进了。最近我一直在做的事情表明，通货膨胀、新冠疫情、乌克兰等因素，使得我们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国际债务危机，迫在眉睫。发展中国家债务水平较疫情前高得多，情况迅速恶化。IMF指出，这样的债务水平危机重重。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最大的双边债务持有国，能否考虑交换部分债务，从而实现气候、自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过去这个情况本可以避免的。这可能是既有的工具之外的选择。谢谢。

主持人Nathan Hultan：很有趣的想法。值得整个群体思考。最后我想请张女士发言。

张兢兢：好的，我赞同魏仲加先生的意见，推广中国内部实践，将气候变化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这件事迫在眉睫。我认为，从更新气候政策，到制定法律以及在“一带一路”国家推行气候政策，在企业内提高透明度并确立问责制，这是中国必须要做的紧急事项。

最后，我认为，要将中国的实践应用到“一带一路”项目中，这一点很重要。根据前面提到的中国的行动计划，要将气候表现与中国政府官员业绩评估挂钩。将气候行动计划作为当地公务员到“某个级别”的政府官员绩效评价指标。

我认为如果能将评估用于政府部长、商务部长和银监会，那么这些官员就有权评估审查中国的海外投资。这个措施很有力。可以应对“一带一路”和碳足迹。我就说这么多。

主持人Nathan Hultman：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小组成员。关于中国气候政策的未来，很高兴能听到大家的真知灼见。